心血管内科一科 彭阳

我们叫他发哥，时至2018年，已经是一位“资深”的心衰患者，把心血管科当娘家对待。早在2010年，入冬时节，发哥初次确诊心力衰竭时，满头青丝，穿着中规中矩的四兜中山装，西裤配皮鞋，喘着粗气，咳着黄脓痰，医生每问一句病史，他便强硬地振作精神，字正腔圆地回答，生怕有所遗漏，回答完毕后会强装镇定地冲医生微笑，像是在说打扰了。

发哥入院的时候，以为是得了肺炎，他五十岁年纪，会笑着说：“人啊，不得不服老，一个肺炎，半个月也不得好”。这么说的时候，脸上带着自嘲的表情，同病房的病友看着他，也会陪着微笑起来。

在得知病情后，发哥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垮下来，但这多少有伪装的成分，他还是会对病房里的人说：“找到病因就好办啦。”，他这样宽慰自己。一夜间，再仔细看他，两鬓间隐隐白发丛生。他客气地问：“医生，我下一步该怎么走？”

在匆忙地办理出院后，发哥开始了他的北上之旅。像很多朴素的农民一样，活了一辈子，没有出过省城，像很多疾病缠身、身陷囹圄的人一样，一辈子，出省城是为了寻找一把重启生命的钥匙。发哥和他的妻子，轻装简行，兜转一个礼拜后就回来了，具体到了哪家医院，做了什么检查，发哥一概不想透露，他只是说：“在家乡治病也一样的，报销得还多。”发哥更愿意说他终于到了一趟首都北京，终于看到了天安门，欣赏了庄重的升国旗仪式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见到了敬爱的毛主席，他说，见到毛主席那样安详地躺着，内心也就踏实了一大半。

从此，发哥频繁地住进了我们科室。最开始是三个月半年一次，后来是一到两个月一次，最后是一周一次。我再也没见到他穿中山装的模样，那些为数不多的意气风发，这些年，一点一滴消耗掉了，他穿着蓬松，大裤腿，袜子口的弹力皮筋剪去，以免其在脚踝处勒出一道深深的脚环，他说：“你看啊，这对脚环像不像一对脚镣？”

我们经常看见的是，他的妻子或者儿子，一大清早提着红色的塑料水桶来到护士站，水桶里装着衣架、牙刷杯子和其他生活用品，他对护士说：“先别叫医生，让他们歇歇，等他们起床后再说吧。”

“发哥”这个称呼不仅仅在于关系的熟稔，更在于温度的传递。发哥用了八年的时间，告诉我们病人也会无微不至地站在医生的角度思考。我们常常在看惯了生死后，神经不可阻遏地变得麻木，像裹了一层坚硬的釉质，而发哥在试着告诉我们，在一个大病的躯体里，眼前的生命是多么可爱，他珍视着每一位医生护士的健康，就如同他珍视他自己为数不多的时光。发哥仿佛在说，再坚硬的釉质也是可以被捣碎的。

2018年底，我值班的晚上，发哥端坐在窗前的椅子上，鼻腔里置着氧气管，泵里的液体每分每秒流入他的血管，就像沙漏里的沙子穿过窄缝，显得那么无力。他已经三天没睡过好觉了，在椅子上闭着眼睛，刚要入睡，身子向一侧倾斜，立即从梦境跌回现实，那三天，发哥就犹如坐了三天硬座的绿皮火车。我问他：“好点了吗？”，他总是点头说：“好些了。”我不厌其烦地走进病房看他，他闭着眼睛，抬起眼睑也那么费力了，当我最后一次查房的时候，他突然睁开了眼睛，说：“彭医师，我打算回家了。”

老周骑着电驴，从家里赶到了医院，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，经管医生兴龙也风风火火跑过来。我联系了救护车，大概二十分钟，走廊上车轮与地面摩擦的声音那么刺耳，偶尔像心跳那般，咯噔一下，那是一辆有些生锈的小推车，看上去那么单薄。

老周帮忙提着红色的塑料桶，兴龙在电梯门口用手拦住即将闭合的铁门，我帮忙推着平车。发哥端坐在车上，抱着一只鼓着肚子的蓝色氧气袋，仿佛抱着生命的最后一丝劲气。这个时候，大家不知该说什么话，没有人说再见，所有人都知道那是永别。

电梯缓缓关上的时候，发哥留给我们最后一抹微笑，兴龙像脱力似的离开了医院，老周摸了摸口袋说：“哎哟，钥匙还插在了电驴上，忘记拔了。”

发哥走后，病房里就没人用“发哥”这个称呼了，我们一听到“发哥”这两个字，不由心里会浮现两个人，一个是周润发，另一个就是永远保持谦卑善意的发哥。以致一听到《上海滩》这首歌，也会觉得发哥是随着这大江大浪漂流到了远方。

老黄认为每个病人都是我们的老师，这种说法，毫不夸张。发哥走了，我们依旧在接受众位“老师”的教诲和洗礼。

老钟是我2020年管过的病人，心衰终末期，和发哥的病情如出一辙，好像是在说，生命的旅程千奇百怪，生命的尽头千篇一律。说实话，这种“千篇一律”令人心头发颤。

老钟当时瘦成了皮包骨，睡在床上，骨头顶着皮肉，令他翻来覆去，脾气躁动。那段时间，刚巧过他的八十大寿，她的女儿本来计划着摆几桌酒，这样看来是办不成了。

护士长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就在蛋糕店定制了一个蛋糕，在他生日那天，我们推着蛋糕到他面前。老钟是个很犟的人，身体再难受，咬着牙齿也就忍过去了，但他看到蛋糕的时候，眼睛刹那间就湿润了起来，他用手掌快速抹了抹眼角，吞咽了一下口水，然后非常用劲儿的把泪水憋了回去，他声音哽咽说：“谢谢你们。”

老钟吃下了一小块蛋糕，再多就吃不动了。这块蛋糕在他的胃里，发挥着比药物更加显著的效果，我经常想象着老钟走在通往生命尽头的小路上，本来是漆黑一片，后来一小块蛋糕化作太阳，阳光和煦，他凝滞的步子，变得从容轻快许多。

我不得不一再确认着每一份医学指南，每一行教学书里的文字，没有哪一句提到过蛋糕的妙用，但现实的蛋糕正在变成它之外的东西，那是种饱含情感的高浓度物质。

五月中旬，我送了老杨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程，那是个清晨，我接到老杨女儿的电话，她说，老杨可能不行了。我当时还躺在床上，睡意朦胧，一边告诉她先打急救电话，一边从床上弹坐起，往老杨家里赶。老杨和我同住一小区，我肥硕的尿泡来不及释放，赶到他家时，他的女儿和妻子慌乱得不知所措。老杨坐在沙发上，脸色苍白，很显然，他的灵魂已经不住在他身体里了。我和他的女儿小心将他放平，这种小心就好像生怕把他摔伤了。在我对他心肺复苏的时候，我忍不住看向那张脸，静得像一张素描画，两分钟后，我用手电筒照向老杨的瞳仁，两只扩大了的瞳孔，我确信他的灵魂就是从这里飘飞而去的。不久后，急救队伍赶过来，他们摸脉搏，听心音，然后无奈地摇着头离去。

后来我听见了老杨葬礼的哀乐，我不敢从那里路过。我觉得那些用哭腔唱着悼词的人非常可恶，让活着的人感受百爪挠心。而作为心血管的医生，我们总是要面对这种死的无奈，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，我们反复见到他们的痛苦，这种病痛将我们牢牢拧在一起，形成犹如亲人的紧密关系。我知道他们正在用生命最后的能量教诲我们，就像点燃一截短短的烟花引线，而我们更愿意做的是让引线燃烧得更慢些，引线升腾的花火，同样漂亮。